张晨:上海交大公布世界大学排名一事,在社会上引发了不小争议。那么,您是怎样看待这样一份榜单以及这样一种现象的?
聂翔:这份排名聚焦于科研和学术成果,它的指标体系关注的是一个侧面而非整体实力排名。如果大家期望这个榜单是绝对客观科学的,那肯定要有心理落差。我个人的观点是:看榜单的人要调整期望值,理性看待这一类榜单,与其争议不如一笑而过!其实,高校排名的位置好比个股市值,排行榜就是股市大盘,不可全信,更不可迷信!
张晨:关于高校排名的新闻,近些年层出不穷,发布的机构也各有不同。不过,每一次排行榜的公布,总会在社会上引起大大小小、见仁见智的议论,一些高校甚至为此亲自找到制榜方,进行询问沟通。在这一股股热议声中,排行榜大行其道。一些媒体对此发表评论,认为高校和受众都有着“排名情结”。在您看来,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高校和受众执著于此?榜单出现后,最吸引他们的是什么?是排名本身吗?
聂翔:之所以上海交大的这份榜单备受关注,是因为在目前教育全球战略化背景下,这份新鲜出炉的榜单展现了大学“最坚实的材料”——那就是科研、重点学科、院士数量、SCI索引等。有人说,这些过硬的材料,是各位大学校长心中的一本账,天天惦记着。
张晨:在您的印象中,榜单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受到外界关注?哪些领域的榜单,是您印象比较深刻的?为什么会对这些领域印象深刻?
聂翔: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出现了企业排行榜什么省优部优,90年代流行音乐排行榜的被关注度也很高,从那个时候过来的人印象都会很深。不过,现阶段公众对排行榜的信赖程度其实有所降低,一是的确有不良商业炒作的介入,二是欣赏标准多元化和个性化,一个榜单很难一网打尽。
张晨:在您看来,如今社会上诸多行业的榜单,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,还是作为一个领域的评价标准出现的呢?
聂翔:如果符合严谨的评价标准,那我倒觉得社会上的排行榜不妨再多一些,毕竟这也是一种让公众更直观获取信息的手段,只是目前的排行榜评价标准有值得商榷的地方。
就拿上海交大的排行榜来说,我理解欧洲人这次气不顺的缘故,是因为科研与学术成果的评价相对容易量化,更适合榜单的游戏规则,但我们绝对不能轻视学校的“形象与声誉”,而“形象与声誉”跟这所大学的人文学者也就是非理工类师长的贡献是不能分割的,它的载体是口碑,而不是一份更容易被公众阅读的“排行榜”。
我作为一个普通的观榜者,不会轻易去质疑类似交大这样的排行榜,但我要说说心里话——我个人心目中的成功大学尤其是中国本土的大学,还需要更多推动精神文化上的努力,真正融入当下中国的社会转型期,影响学界风气,传承独立思考、敢于担当的精神财富。
张晨:目前,国家对于发榜方并没有一个准入门槛和统一的标准。那么从制榜的角度,具备了哪些条件,就可以发布一个榜单了呢?
聂翔:榜单是可以冠名等方式来进行商业运作,只要确保排行榜的技术环节——调查统计,是非公益性且独立于商业运作的,而且不能够向参评企业明码标价。如果违背了第一个条件,排行榜就完全失去公信力。另外,排行榜不是梁山好汉排座次,不是在一个小范围内,由某一个行业协会的几个专家凑一屋就能定的,这需要准确的目标界定,科学的评价指标设计和严谨的信息采集,也就是说专业性的具备。最后,保障传播途径的通畅,敢于让排行榜得以在更大范围内被公众所认知。我觉得这几点也可以作为一个模式,推广到各个领域的榜单制作。
张晨:在您看来,什么样的榜单是一个成功的榜单?西方国家有没有一个相对成熟的模式可以借鉴?
聂翔:一个绝对不会为赞助、冠名发愁的榜单,它就是一个好榜单!
这句话有两层意思:一是来参评的企业不用你花一毛钱,来投钱的赞助方对排行榜的评选结果施压无效;二是凭借良好的声誉和影响力,能够有很多企业乐于赞助和冠名,愿意推动这项本身非盈利的工作继续下去。
西方国家在模式上跟我刚才说的并没有什么新颖地方,但它们正是因为有很多投资机构,以及厂商的热衷参与,推动了榜单经济的持续升温,也涌现了一批全球知名度和美誉度都较高的排行榜。
张晨:网上有评论认为,层出不穷的榜单,是经济利益和巨大商机的驱动,对此,您怎么看?
聂翔:要是没有利益,肯定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榜单。有内在经济驱动因素,也不一定就是假排名。关键还是要依循刚才所说的三个条件,让舆论来监督和甄别。
张晨:国内众多的制榜机构中,从吸引眼球方面说,您认为哪些是做得比较成功的?成功的原因是什么?
聂翔:提到这个话题,胡润一定是一个无法避开的名字。我很欣赏他,胡润在现有的客观条件下制作富豪榜,尽管有争议,他自己也不避讳具体的调查缺陷,但他一直在努力。应该说,胡润富豪榜,引导了公众以更加积极正面的角度对待财富和富豪,鼓励个人通过努力实现收获。这也是他获得成功的密码!
张晨:民间传说,中国的富豪排行榜,是“杀猪榜”,凡上榜者,多被查出问题,以至于一些富豪“谈榜色变”,有些人甚至花钱让自己下榜。据您所知,此类现象,属“中国特色”吗?外国人又是如何看待榜单排名现象呢?
聂翔:富豪排行榜见证了中国企业家的群体变化,转型期的中国,因为体制漏洞,资本原罪,以及富豪个人诚信缺失,这是“猪被杀”的根本原因。排行榜本身没有那么大的力量,你能说黄光裕当初不上排行榜,他现在就能脱离高墙监禁?至于外国人的看法,我们兼听即可,其实公众想得更多的是“我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国人,是否能更加放心地、清晰地通过排行榜,来了解我们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,正当体现公众的知情权。
张晨:有专家说,榜单作为一种经济行为,将长期存在,那么,对此您怎么看?
聂翔:会长期存在,公众对榜单的心态会越来越理性,鉴别能力也会提升,所以那些不良制榜机构将逐步被淘汰,社会终将留下一批公信力高的权威制榜机构。